作者：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

编译：AIMan@金色财经

原标题：Vitalik：为什么我现在更喜欢Copyleft

在免费开源软件（以及更广泛的免费内容）中，版权许可主要有两类：

• 如果内容是宽松许可 （permissive licenses，例如CC0、 MIT）发布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使用和重新分发它以用于任何目的，而不受任何限制，可能只需要最少的署名规则。

• 如果内容以Copyleft许可 （例如CC-BY-SA、 GPL）发布，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使用和重新分发副本。但如果你通过修改或合并其他作品来创作和分发衍生作品，则新作品也必须以相同的许可证发布。此外，GPL还要求任何衍生作品公开发布其源代码，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要求。

总结一下：宽松许可允许与所有人自由共享，而Copyleft许可只允许与那些愿意自由共享的人自由共享。

自从我长大到能够理解免费开源软件和免费内容的含义，并构建一些我认为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有用的东西以来，我一直是它们的粉丝和开发者。过去，我倾向于宽松许可模式（例如，我的博客遵循WTFPL协议）。最近，我开始转向Copyleft许可模式。这篇文章解释了我这样做的原因。

WTFPL倡导的一种软件自由风格。但并非唯一的风格。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支持宽松许可

首先，我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作品的采用和传播，而以宽松许可发布则有助于实现这一点，因为它明确表明， 如果任何人想基于我的作品进行开发，无需担心任何问题。企业通常不愿意自由发布他们的项目，鉴于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说服他们完全加入自由软件阵营，我希望避免与他们现有的做法不必要地不兼容，并且不会放弃。

其次，我通常从哲学角度上不喜欢版权（和专利）。我不喜欢这样的想法：两个人私下互相分享数据，会被视为对第三方犯下罪行，而他们并没有接触或交流，也没有从第三方获取任何东西（“不付费”和“偷窃”不一样）。明确地将作品发布到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很复杂，原因有很多，因此，宽松许可是尽可能避免作品受版权保护的最干净、最安全的方式。

我非常欣赏“利用版权对抗自身”的Copyleft理念——这是一种绝妙的法律伎俩。在某些方面，它与我一直以来认为自由主义在哲学上的美妙之处颇为相似。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常被描述为禁止使用暴力，但有一种用途除外：保护人们免受其他暴力侵害。作为一种社会哲学，我有时将其视为一种驯服人类厌恶反射有害影响的方式，它使自由本身成为一种神圣之 物，玷污自由令人作呕：即使你认为两个人之间发生非同寻常的、双方自愿的性关系令人作呕，你也不能去追究他们，因为干涉自由人的私生活本身就令人作呕。因此，原则上，历史上有先例表明，厌恶版权与利用版权对抗其自身是相容的。

然而，虽然书面作品的Copyleft 符合这一定义，但GPL 式的代码版权却超越了“利用版权对抗自身”这一简约概念，因为它冒犯性地将版权用于另一个目的：强制发布源代码。这是一个公益目的，而非收取许可费的私心之举，但它仍然是一种冒犯性的版权使用方式。对于像AGPL这样的更严格的许可证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它要求发布衍生作品的源代码，即使你从未发布过这些作品，而只是通过软件即服务 (SaaS) 提供它们。

不同类型的软件许可证，对创作衍生作品的人共享源代码的要求条件也有所不同。有些许可证要求在各种情况下发布源代码。

为什么我今天对Copyleft更加热情

我从支持宽容到支持Copyleft的转变是受到两件世界大事和一次哲学转变的推动。

首先，开源已成为主流，推动企业走向开源更加切实可行。各行各业的众多公司都在拥抱开源。谷歌、微软和华为等公司都在拥抱开源，甚至开源构建了主要的软件包。包括人工智能和加密技术在内的新兴行业比以往任何行业都更加依赖开源。

其次，加密货币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唯利是图，我们越来越无法指望人们纯粹出于好意而开源自己的作品。因此，开源的论据不能仅仅依靠“取悦”；它还必须伴随着“硬实力”，即只向那些愿意开源的人开放部分代码。

可以通过如下图表直观地了解两种压力如何增加 Copyleft 的相对价值：

激励开源在既不现实又不保证的情况下最有价值。如今，主流企业和加密货币领域都处于这种情况。这使得通过 Copyleft 激励开源的价值极高。

第三，格伦·韦尔式的经济学论证使我相信，在超线性规模收益的情况下，最优政策实际上并非罗斯巴德/米塞斯式的严格产权制度。相反，最优政策确实需要采取某种非零的、更积极的方式，推动项目比原本应该更加开放。

从根本上讲，如果你假设规模经济，那么通过简单的数学推理，非零开放性是世界最终不被单一行为体控制的唯一途径。规模经济意味着，如果我拥有的资源是你两倍，我就能取得超过两倍的进步。因此，明年，我将拥有例如你2.02倍的资源。因此……

左图：比例增长。开始时的微小差异，到最后会变成微小差异。右图：规模经济型增长。开始时的微小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巨大的差异。

历史上，阻止这种动态失控的一个关键压力是，我们无法选择不让进步传播。人们在公司之间、国家之间流动，并将他们的思想和才能带到了那里。较贫穷的国家能够与较富裕的国家进行贸易，并实现赶超式增长。工业间谍活动随处可见。创新成果被逆向工程。

然而，最近有几种趋势威胁着这种平衡，同时也威胁着抑制不平衡增长的其他因素：

•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使得超指数曲线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

•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政治不稳定性加剧。如果你确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护，那么别人在不触及你的情况下变得更强大并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但在一个强制手段更加可行且难以预测的世界里，一个人变得比其他人更加强大就更具风险。与此同时，在各国内部，政府约束垄断的意愿也比以往有所减弱。

• 现代技术能够制造专有软件和硬件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共享使用权，但修改和控制权不会分散。从历史上看，将产品交付给消费者（无论是在一国境内还是在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将其开放以供检查和逆向工程。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

• 规模经济的限制，历史上一直是制约经济失控增长的关键因素，如今正在减弱。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实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高昂监控成本，并且难以满足本地需求。最近，数字技术再次使更大规模的控制和监控结构成为可能。

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司之间、国家之间权力不平衡持续存在，甚至自我强化和加剧的可能性。

因此，我越来越赞同加大力度，使进步的传播成为一种更有激励性或强制性的行为。

各国政府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可以被解读为试图积极推动更高层次的传播：

• 欧盟标准化规定（例如最近的 USB-C），这使得建立与其他技术无法良好兼容的专有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困难

• 中国的技术转让规则

• 美国禁止竞业禁止协议，我支持这项协议，理由是它迫使公司内部的“隐性知识”部分开源，这样员工一旦离开一家公司，就可以运用在那里学到的技能造福他人。保密协议限制了这种做法，但幸运的是，在实践中漏洞百出。

在我看来，这类政策的弊端往往源于其政府强制性政策的本质，这导致它们优先激励那些严重倾向于地方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传播类型。但这类政策的利弊在于，它们能够激励更高层次的传播。

Copyleft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代码池（或其他创意产品），只有当你愿意分享你基于其构建的任何内容的源代码时，你才能合法地使用这些代码。因此，Copyleft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常广泛且中立的激励传播的方式，既能获得上述政策的好处，又能避免其诸多弊端。这是因为Copyleft 并不偏袒特定的行为者，也不会为中央计划者创造主动设定参数的角色。

这些论点并非绝对；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某个东西被真正所有人采用的可能性，采用宽松许可方式是值得的。然而，总体而言，如今采用Copyleft 的好处比 15 年前大得多，15 年前会采用宽松许可的项目现在至少应该考虑采用Copyleft 了。

如今，这个标志不幸地代表着完全不相关的意义。但在未来，或许我们可以拥有开源汽车。或许，Copyleft硬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